揭露谭甫仁遭枪杀事件:保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凶手是如何得逞的?

1970年12月31日22时,位于当时昆明军区大院内,原战俘管理所进行隔离调查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,自杀身亡。

切莫觉得这位新中国的军区干部,以如此方式结束生命,是在做最后的抗争,要知道,就在他自杀的半个月前,开国中将谭甫仁不幸成了枪下亡魂,而这悲剧的发生,罪魁祸首就是王自正。

在这一案件尘埃落定之后,很多人一度认为,开国中将谭甫仁的被枪杀,恰恰因为当时他的警卫员临阵失职有关。

倘若两人能在第一时间,冲出房门与王自正搏斗,案件的结局一定会改写,事实上,如此论断,看似正确实则片面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看似案情明朗的背后,却有着诸多盘根错节的、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原因存在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,首例高级将领被害事件,这令人发指的事发生在和平年代昆明军区大院的枪响,似乎在告诫着国人:安逸的年代里的彻底放松警惕,就是悲剧的开始!

谭甫仁是我国开国中将,出生于1910年,广东仁化人,去世前任昆明军区政委、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

他是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英雄,身经百战,抗敌无数,最后却牺牲在和平年代中,不免令人惋惜又悲痛。

1970年12月17日凌晨四点多,守备森严的昆明军区大院,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枪杀事件: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双双被害。

当秘书处接到谭甫仁警卫员的电话时,不免惊呆了,但很快反应过来,赶紧联系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。

当谭甫仁及妻子被送入医院时,为时已晚,王里岩当场去世,谭甫仁因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四点去世,享年60岁。

谭甫仁枪杀事件,第一时间上报,周总理直接下令:“火速组织抢救,抓紧时间破案;成立专案组,由周兴负责,公安部门派人协助”。

在军委军区大院发生此等惨案,专案组不由得第一时间,将怀疑的目光目光投向机关内部,重点搜索盘查大院住户。

1970年12月7日凌晨四点左右,王自正从隔离区偷溜出来,作为保卫科副科长,他对于军区保卫科,可谓是了如指掌,一出来直奔保卫科盗取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。

谭甫仁夫妻,居住在军区大院的中央最显眼的位置之一,谭甫仁很快便找好路线,快速实施他的暗杀计划。

谭甫仁作为军区重要领导人,按道理说会有警卫员近身保护,但他却死得悄无声息,就连凶手,也是后期调查后才抓住的,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。

原来谭甫仁确实是配备有五名警卫员,但是非常巧合的是,在事发前半个多月,为了响应毛主席的“全军冬季长途野营拉练”号召,他的三名警卫员,被抽调去进行“千里野营拉练”。因此,案发时,谭甫仁身边仅有两名警卫员,来保护他的安全。

或许是时代环境影响,也或许是和平年代让他们放松了警惕,这两名警卫员没有站在岗位上进行保卫任务,而是在谭甫仁所居住的42号楼门口西侧的宿舍内睡觉。

如此,看似防卫严格的军区大院,武装警卫形同虚设,王自正如入无人之地的顺利潜入楼内,实施暗杀计划,同时不惊动任何人的回到隔离区。

王自正进入42号楼,第一时间发现了王里岩,向她逼问谭甫仁下落,未果后开枪打穿她的心。

当时的他没有想到,在守卫严格的军区大院,会有人持枪行凶,所以并未携带武器下楼,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,他自然难敌持枪的保卫科出身的王自正,最后身中五枪而亡。

然而,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军区大院重要领导房中传出枪声,居然没有引来援兵,就连警卫员也没有出现保护领导安全,更是没能及时抓住凶手,整个军区恍如无人。

经过调查后才发现,原来谭甫仁的那两位警卫员其实有听到枪声,但因为害怕,他们便躲在房子里不出来,眼睁睁的看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,死于非命。

可怜一代英雄,没有牺牲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中,却死在了和平时期,守备森严的军区大院自己的住所中。

谭甫仁的警卫员玩忽职守,没有坚守岗位,坚守职责,在一定程度上给凶手一定的“便利”。

而凶手王自正,利用职务之便利,悄无声息地杀死军区一号首长,手法狠辣,计划缜密,令人毛骨悚然。

很多时候,危机往往来自于内部,令人防不胜防,毕竟“只有千日做贼,哪有千日防贼的”,任谁也无法想象,自己以为最安全的家中,居然危机四伏。

谭甫仁致死也不敢相信,自己信赖的部队,委以安全重任的保卫科副科长,居然会成为结束他生命的人。

1947年7月,占领豫北,当时曾一度发生地主还乡热潮,他们倒行逆施,反攻农民,同时将河南省黄县武拐村的武委会主任枪杀,王自正也在其中。

在我军获得大胜利后,王自正担心会被“秋后算账”,于是改头换面,更名为王自正,伪造简历,混入中,一待就是二十几年。

他在部队的伪装极为到位,在大家看来他沉默寡言,成熟稳重,也由此得到了领导的信任。

再加上他工作时表现的积极性,他在部队的发展极为顺利,很快就从战士提升为干部,然后调入昆明军区保卫部担任一名保密员。

这么多年来,为了安全起见,王自正很少跟家人联系,但偶尔的联系,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。

六七十年代时,我国进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武拐村当年发生的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,也被揭露重新调查。

在调查中,偶然有人得知王自正混入部队,曾多次写信举报,但因为他改名改了个人信息,总是得到“查无此人”的结果。

但是,武拐村公社的办案人员却不肯放弃,执著追查,终于让他们查到有效信息。

1970年4月,武拐村公社的办案人员查得王自正,曾用“昆明靖国新村50号”这一地址写过信件,于是他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发送检举信。

雷起云拿到举报信后非常重视,立刻安排成立专案组,由陈汉中负责,对信中所言之事进行详细核查。

正所谓“恶胆边生”,可能是因为预感到了此事将不会善了,王自正便打算报复部队以泄心头之恨。

他先是罗列了几个报复人员名单,如军区副司令员陈康、鲁瑞林田维扬等,但后来他认为:“不如杀害谭甫仁,影响更大”。

于是,他将谭甫仁作为第一个“猎物”,杀害谭甫仁后,原本想继续杀害军区保卫部陈汉中科长,但幸运的是陈汉中科长,刚好出差外地躲过一劫。

王自正是保卫科副科长,他的本职工作是保卫军区领导的安全,但他却利用职务之便,行悖逆之事。

原本该是作为守护者存在的人,却成为了刽子手,将自己手上的守护枪,对准了自己最该保护的首长,这不免令人深感悲凉。

更令人诧异的是,凶手居然是一名正在被严格看守的,处于隔离审查期的保卫科副科长,而且暗杀后他还能“安然身退”。

直到12月31日凶手才露出马脚,引起专案组的关注,对他进行详细调查取证,最终才确认真凶。

在调查案件起因经过时,我们才发现,“一颗螺丝钉”对于整件事情的发生,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。

就好像一只蝴蝶能“引发”龙卷风一般,往往人为的小事反而酝酿出来惊天大事。

就是因为看守王自正的一名战士,“习惯性”的拖延症给了王自正可乘之机。他观察发现每次换岗,那名外号“小迷糊”的新战士,必会迟到几分钟不等,于是便利用这一空隙悄无声息地离开西坝俘管所。

他熟悉保卫科的保管情况,也知道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,如何打开保管的柜子,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,顺利拿到武器。

在守备森严的军区大院,去暗杀一位军政大员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,但对王自正来说却好似显得格外简单。

他巧妙利用了当时部队出现的一些“玩忽职守”的状况,以及自己对军区大院的了解,很容易地就避开了关键点的哨兵,翻墙而入。

最后来到谭甫仁所在楼房,又刚好遇上警卫人员“大减”,余下的两位警卫员,亦是偷懒且贪生怕死,这些因素为王自正的成功作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。

还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,王自正多年的伪装和部队工作经历,让他对部队极为熟悉,而且当局对他不够防备,以致他能顺利从隔离区偷逃出来顺利作案。

正所谓“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瓦解”,最危险的存在,也是潜藏于内部的敌人。

谭甫仁作为一名战功赫赫,极为重要的开国将领,却因对于细节的忽视而失掉了性命。

他的死,正好印证了那一句“千里之堤毁于蚁穴”的道理,如果不是警卫员的临阵失职,或许谭甫仁,不会以如此方式牺牲。

他如果还活着,相信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他在云南工作期间,尽职尽责,多次深入部队、群众走访调查,作出一系列促进云南发展的有力措施。

他死后,新华社发表文称赞他“一生忠于毛主席,忠于党,跟随毛主席干革命,几十年如一日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为党和革命事业,作出了贡献”。

在和平年代,我们难以想象一位有着卓越功勋的将领,以如此惨烈的方式,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,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。

然而一切就是如此戏剧性,因为警卫员的毫无居安思危意识,也因为他们的失职,导致本该最安全的军区大院,发生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。

或许在大背景的影响下,人们普遍认为胜利就是结束,对国内形势过于乐观,失去了对危险与生俱来的警惕心。

所以在守卫森严的军区大院,也格外松懈,令大院守卫形同虚设,为“犯案者”提供便利。

开国将领谭甫仁用生命为代价,警戒世人,不论身处何时何地,人都不应该失去该有的警惕心,“居安思危”应成为一种行动,而不只是号召。

事实上,当年有关谭甫仁被害的案件,不光引发了举国上下的震动,还让很多人的命运改写,最悲惨的,就要属当时的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。

这位曾是抗战英雄的干部,将这一案件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耻辱,于1971年初,因精神崩溃自杀。

除此之外,当年甚至有人将这起案件,与动荡年代其他居心叵测之人挂钩,捕风捉影之下,无辜的人们倍受牵连,本该有的警示却被世人盲目地忽略。

直到1978年7月,案件尘埃落定,起因回到事件本身,如若不是当年军区大院内保卫人员的失职,以及和平年代里人们的放松警惕,王自正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如此轻易得手的。

可惜的是,从战火中走来的开国中将谭甫仁,不曾因战乱殒命,却含恨死在了和平年代,他终究是国人心头重重的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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